伊儒会通何以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?

发布时间:2024-03-01 06:41:14 来源: sp20240301

  明清至民国初期,中国穆斯林先贤将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,实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,史称“伊儒会通”。伊儒会通是怎么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?伊儒会通的时代价值何在?

  一个国家、民族的文化往往都存在自身所特有的精神基因,这种精神基因内在于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。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,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,经过世代传承,其基本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。正因如此,外来文化在中华大地生存发展的过程中,必然展现出深厚鲜明的中华特色。

  外来文化与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是客观规律,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也是这样。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,历史上的伊儒会通,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化进程中,与中华主流文化儒学会通,推动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,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。

  明末由于交通中断,中国伊斯兰教与西亚的交往日益艰难,由西域而来的宗教学者越来越少,经学交流几近中断。加之长期在中国生活,伊斯兰教信仰者已经放弃原先使用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,改说汉语,这让原来以阿拉伯语、波斯语为宗教语言的中国伊斯兰教难以为继。此时,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续受到严峻挑战,是变而求存,还是持续衰落?面对这种情境,一些伊斯兰教学者“以儒诠经”,用汉语传续伊斯兰教,推动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健康传承。

  伊儒会通,历史上有称“以儒诠经”“以儒诠伊”,也有称为“以伊诠儒”,故清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元正曾谓刘智《天方性理》“虽以阐发天方,实以光大吾儒”。

  这一活动,没有任何组织有意识地策划、发起,可以说是一些伊斯兰教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本能自然反应,有着民间的自发性。伊斯兰教学者,积极主动地博览群书、遍览各家各派,寻求理解,融通儒家,向儒家靠拢,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性。

  伊斯兰教知识分子不仅认同儒家,同时提出并不以释道二氏为异。因此,伊儒会通,实际上是伊斯兰教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诸家相通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,由于伊儒学者的积极努力和艰苦探索,比较成功地挽救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式微的命运,表现出在困境中“变则通,通则久”的取向,为后来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知识基础和思想资源、具体表现在:一是关乎“理”上,提出理同道合。伊儒学者提出,“圣人之教,东西同,今古一”,认为古今中外、古往今来,圣人说的是同一个道理,这个道理的表达形式有“天道”“人道”的不同;虽然儒家重“人道”,不谈生前死后的事情,但其实行有“天道”。

  伊斯兰教和儒家经典表达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因此更不必拘泥于文字的表达,“何必拘泥语言文字之末,而疑其有同有不同耶?”道理归一,都归向主流文化。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,对儒家表达了肯定:儒家尽善尽美无以复加,是正邪的标准,近则为正,远之则邪。二是关乎“事”上,与儒家高度契合,甚或以儒家术语进行表达。伊儒学者认为,上天堂还是下地狱,不以宗教功课做得多少来判定,要看“人事”做得如何,比如是否忠孝从顺。

  特别是,伊儒学者提出,“能慈骨肉者,谓之独善;能慈同教者,谓之兼善;能慈外教者,谓之公善;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,谓之普善”,鲜明表达了儒家“万物一体”的仁心。

  “智者求同,愚者求异”。通过这一活动,伊斯兰教知识分子为求伊斯兰教生存发展,进一步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,融通了伊斯兰教的生存空间和通向未来的道路;同时使儒家进入伊斯兰文化,使中华文化在不同信仰群体中得到深度回应、认同和践行。

  可以说,伊儒会通文化现象,体现着“物之不同,物之情也”的和而不同精神,是伊斯兰教中国特色的典型形态。它为新时代宗教中国化提供着宝贵的历史经验,同时也成为世界伊斯兰教本土化共同的历史文化资源。(作者简介:王珍,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、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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